文匯報 2023年4月4日 【恒大譯站】判斷情況選答案 聰明傳譯避危機 隨着ChatGPT火爆全球這一浪潮，又引起了我們對於人工智能（AI）會不會在不久的將來取代翻譯員的擔憂，又或是翻譯這一學科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和繼續發展的可能性呢？我們還會需要傳譯員嗎？ 筆者認為答案毫無疑問是否定的，即AI並不能夠取代譯員的存在。且不說文學翻譯有着藝術性較強的一面，傳譯也涉及很多非語言的因素，比如傳譯員邏輯思維以及臨場應變能力。良好的邏輯思維還可以彌補語言能力上的不足。下面以楊紫瓊在第八十屆金球獎獲得音樂及喜劇類最佳女主角時的獲獎感言之學生傳譯為例。 這類致辭通常都會包括致謝以及人生經歷回顧等等。楊紫瓊就有提及她初到好萊塢的情景： 原語：I remember when I first came to Hollywood; it was a dream come true until I got here, because look at this face. I came here and was told, "you're a minority," and I'm like, "no, that's not possible." And then someone said to me, "You speak…

文匯報 2023年3月7日 【恒大譯站】翻譯行為有規限 「零理論」不會發生 接續上期文章，今次繼續跟大家分享翻譯理論。 翻譯是微觀（microcosm）的行為，但不能忽視宏觀（macrocosm）的文化和社會語境。我們所謂「暫時封閉」是在共時（synchronic）的情況下進行，也要兼顧歷時（diachronic）的考慮。翻譯過程中解碼、註碼、再解碼的三個步驟，都可以採取「暫時封閉」的策略，不同步驟之間的意義內容可能時有誤差，但也屬於正常。 尤其是譯文讀者與譯者可以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意識形態（當然讀者與原文作者的差異更多），他們暫時「封閉」的意義可有不同，但讀者作為最終用家（end-user）也是意義的衍生者，自然具有主體性和主導性的能動（agency），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有所減省、增益和改動，往往是預期讀者的反應，對符碼和意義作出若干控制，使意義的衍生並非完全游離和隨意。翻譯的可塑性和實用的固定性應同時掌握，使譯者可以在兩者之間作出適當的調整。 譯者與讀者都是不同程度的主體，他們的關係有賴於主體之間的溝通，更視乎譯者所設的傳遞資訊的條件，例如作品的介紹、詮釋、註解等。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的「作者已死」（Death of the author）的情況之下，詮釋的權利滑落到讀者身上，翻譯者既是讀者也是二度作者，就有雙重的主體性，在這前提下獲賦予充分的自由。 當然，他在不同步驟或會遇上不同的干涉，例如製作、規範、來自不同方面的操控，以及其主體性的內容（即譯者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等等）。肯定的是，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不會是絕對的，他僅得有限度的權利，同時也受到約制。如此，我們從翻譯過程、翻譯者和讀者繞了一圈，又重新返回翻譯研究的範疇。 翻譯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應該是辯證性的，同時又可以互動互補。例如華格納（Emma Wagner）就提出了「在更好的描述的基礎上建立更好的規定，產生更好的指導」。暫時性封閉的策略可以當作解決兩者矛盾的一個方向。所謂暫時性，自然也是不穩定的，所以一位譯者可以對同一原文隨時有不同的詮釋和翻譯，這是我們作為譯者都有過的經驗，這當然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是譯者無所適從（雖然有一段時間的肯定），好處是促使譯者不斷思考其譯文。 讀者按語境詮釋文本 讀者也有他們的自由和能動性，按照他們的特定語境去詮釋文本，也是暫時性的。當然，譯者（作者也一樣）可以加強操控，強化意義的穩定性，並延長穩定的時間，極端的舉措就是「改譯」（adaptation），甚至創譯 （transcreation）。當然，過分的操控可能會帶來反效果，例如一些宣傳文章（propaganda），因為詮釋的權利始終都掌握在讀者手裏。 不少人都懷疑所謂文化理論，例如翻譯研究，對譯者究竟有何幫助，尤其是語言方面，似乎只要多讀多做，好好累積經驗，便可以譯出好的譯文。我曾經問一個二年級的翻譯系學生：「你學了一年多的翻譯，有什麼心得？」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理論是沒有用的。」 我不知道這種言論是否代表了一般翻譯系學生的心聲，但這種看法着實存在，而且十分流行，甚至在老師當中也不能「倖免」。因為缺乏常理式永遠準確的範文，翻譯只可以在有限度的可能內作有限度的重組；在這情況下，譯者作為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其意識、背景、學養和語言水準就是整個翻譯過程的關鍵，這些都是與所謂理論有關。譯者儘管可以說我只顧實踐，不談理論，但在翻譯行為的過程中，亦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論論述。「零理論」的說法只能是可能（probable），在現實中是不會發生（impossible）的。 ◆ 方梓勳 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香港恒生大學

文匯報 2023年3月21日 【恒大譯站】建專門翻譯模型 確保行文合風格 人工智能近年取得重大突破，原因之一是深度學習的急速發展。深度學習講求人工神經網絡的應用，透過大量訓練數據，利用梯度下降和反向傳播等方法，調整網絡內動輒數以億計的參數，讓網絡自行學習完成複雜的工作，如物件辨識、自動生成等。回顧2022年，深度學習成果甚豐，各類文字、圖像的自動生成系統質素大大提升，代表作少不了近月席捲全球的ChatGPT問答系統，短時間內吸引大量用戶。 深度學習對於翻譯科技領域也有深遠影響，最重要的莫過於自動翻譯。以往自動翻譯多根據語言規則或統計翻譯模型生成結果，現在則離不開神經網絡，又稱神經機器翻譯。各種網絡大放異彩，如遞歸神經網絡、卷積神經網絡、基於自注意力的神經網絡等，讓人目不暇給。 值得注意的是，神經網絡雖然強大，實際運用仍有限制，特別是要控制網絡輸出特定結果並非易事，加上訓練數據跟用家的輸入文本若有重大差異，輸出結果未必盡如人意。 就神經機器翻譯而言，處理一般文字時，以上問題不大，大不了多花點時間進行譯前和譯後編輯。不過要是翻譯正式文本，有些語句須遵循官方譯法，若加上遣詞用字與一般文本有別，用家或需要不少精力修改結果，確保譯語正確和風格恰當。 筆者最近的翻譯科技項目，目的之一就是改善此情況。項目獲研究資助局支持，旨在探討特區政府新聞公報翻譯。新聞公報是特區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由不同部門發布，中英文兼備，翻譯科技有助於雙語公報的刊行。新聞公報的特色是不少內容有固定譯法，如部門、組織等名稱乃至引用的法律條文等，而且行文有自己的風格，倘若翻譯系統僅僅利用普通文本訓練而成，譯文仍有不少尚待改進之處。 為此，項目開展了兩項工作。第一是為新聞公報建立專門翻譯模型，訓練數據除了普通文本，同時有新聞公報，讓神經網絡熟悉其中的用詞和行文特色，令譯文更貼近相關風格。 第二是整合翻譯記憶庫。一般的記憶庫為譯者而設，提供雙語譯例，幫助重用以前翻譯過的句子，節省時間；此研究項目的記憶庫則主要配合上述翻譯模型，除收錄句子外，也包括一些專門用語的官方譯本。自動翻譯前，電腦先透過記憶庫看看原文中哪些地方已有舊譯，直接取而代之，其他沒有舊譯的才進行自動翻譯。如此一來，譯文盡可能採用官方譯法，提升準確度。 完成以上工作後，翻譯系統表現有大幅度改善，有些譯文甚至不用譯後編輯。人工智能潮流之下，如何靈活結合深度學習和其他技術提升輸出水平，實為研究關鍵，期待未來各方面有更豐碩的成果。 ◆ 蕭世昌博士 翻譯及外語學院副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

文匯報 2023年2月21日 【恒大譯站】語文社會有差距 譯者聚焦尋「配對」 翻譯理論是屬於描述性的（descriptive）論述，它從思維和哲理的角度看翻譯，使我們可以更清晰地考察翻譯的本體，提出語境和規範的重要性，擴闊了翻譯實踐和理論的考慮範疇；它對理論的詮釋，也着實提高了翻譯作為一門學科的重要性。 對譯者而言，熟悉翻譯理論，可以獲得更多策略上的選擇，不致自困於「再現原文」的樊籬。翻譯家溫伯格（Elliot Weinberger）認為：「翻譯理論不管有多漂亮，對翻譯都是沒有幫助的。熱力學的定律是一回事，烹飪時另一回事。」文努提（Lawrence Venuti）反駁說，翻譯是一種文化行為，牽涉的範圍不止生理機能之類的自然過程。 其實廚師不可能完全沒有熱力學的知識，例如怎樣控制和利用適當的火候，他其實是瞭如指掌的，只不過他未能或者根本不願意採用理論的語言和辯證去說明，譯者也屬於同樣的情況。 正如文努提所言：「譯者必須學習翻譯理論，也必須學習翻譯史。他們需要理論和歷史作為基礎知識，才能有靈活性和創造性，以發展出多種多樣的翻譯策略，才能具備成熟的思想，以評估各種翻譯策略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翻譯研究把原文從高高在上的皇位拉下來，它的着眼點還是譯文和譯文社會。 然而，譯者能力的問題始終難以避免，這當然也可以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去探究，但畢竟還是屬於實踐與譯者的訓練，於是我們又重新回到最基本的翻譯教學問題。 解構主義對翻譯研究有一定的影響。按照解構主義的說法，任何文本的意義都存在不定性，因為意義是語言的效果，而不是可以發現出來和重組的，所以翻譯是譯者決定的過程。 有論者指出，不同文化與語言的差距實在太大，導致「等值」這概念在翻譯並不可行。譯者的目標，並非尋找前設的答案，也沒有這個必要，他所尋找的，實是文本中的「對應」（counterparts）或「配對」（matchings）；面對眼前多種選擇，譯者只好憑藉他對翻譯所涉及的兩種語言和文化個別的認識（知識、感覺、經驗等）來進行，加上個人的品味和喜好，方能有所定奪。 如何作出明智的決定，是譯者經常面對的問題。賀爾姆斯說意義並非前設的答案，但他所謂的多種選擇，毋寧是已然存在的意義。意義不斷地後延和衍生，並不能解決語言之間資訊傳播的問題，同語言的資訊傳播大概可以單單依賴資訊，而意義不前設；可是，不同語言間的資訊傳遞，要是缺乏意義控制的機能，除了具備普遍性的符號之外，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誤差，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作為傳遞資訊的活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古至今，資訊傳遞依然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就翻譯而言，不可譯性雖是「必然的邪惡」（necessary evil），卻無礙語言之間的有限度溝通，換言之，儘管並非絕對準繩，但翻譯依然是可行的。究竟原因何在？在特定時間的語境裏，例如翻譯，所謂意義後延是否完全不能接受？人類對事物的反應以至社會文化行為，可以是預先策劃的，但更多是及時的反應，以及在有預設條件下所作出的即時反應，尤其是人際關係中各種行動。 這種即時應變具有顛覆性，也有可能是反條件反射，卻顯示出人類偶爾脫離常軌的思維模式和智慧。意義衍生的問題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即時性其實很關鍵，也就是說，資訊的接收者在某一特定的時空進行解碼，當下就採用了一個「策略性封閉」（strategic closure）的策略，把意義固定下來，讓資訊傳遞可以有條理和順利地進行；不過，策略並不等於常理，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因此不會妨礙意義後延的運作。 篇幅所限，下期繼續談翻譯理論。 ◆ 方梓勳 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香港恒生大學

文匯報 2023年2月7日 【恒大譯站】發新債還舊債 若失敗就停擺 各位讀者如果有留意財經新聞，定會注意到每隔一段時間，美國政府便會要求國會批准提高國債上限（debt ceiling），否則便可能會出現債務違約（debt default）。美國號稱「世界第一強國」，原來要靠借貸度日。此話何解？美國政府連年赤字，入不敷支，要不加稅，要不削減社會福利、國防、公共衞生等政府開支。大家不用念過什麼政治科學，也知道加稅和削減開支都會得罪選民。既然開源節流此路不通，那就只剩下一招：借錢。 普通人要借錢，可以向商業銀行求助；美國政府要借錢，只需發行國庫債券。美國國庫債券的年期長短不一，最短的是364日，最長的是30年。某一批債券到期，美國政府便要向債券持有人（bondholders）償還本金，至於未到期的債券，則要支付利息。問題來了，美國政府本已入不敷支，哪裏有錢還本付息？只要未償還的國債總額仍未超出國債上限，美國政府便可不斷發債，用新債償還舊債的本金和利息。 這種理財方法，換上是普通人，早就破產了！不過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強國」，就是靠借貸度日。截至2022年年底，美國政府仍未償還的國債總額已超過31萬億美元，觸及國債上限。 美國國會中期選舉（mid-term election）剛剛舉行，參議院和眾議院分別由民主黨和共和黨控制。兩黨能否就提高國債上限達成共識，也是個未知數，就連共和黨內部也意見分歧。讀者朋友可曾記得，雖然共和黨佔國會眾議院多數，但共和黨眾議員麥卡錫（Kevin McCarthy）要經過多番折騰方能當選眾議院議長，因為有些共和黨眾議員跟他的政見有所不同。 如果參眾兩院未能達成共識，批准美國政府提高國債上限，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首先，美國政府會債務違約（debt default），因為美國不能繼續用新債償還舊債的本金和利息，而美國國庫債券的評級也會被下調。如果市場對美國國庫債券失去信心，投資者更可能會撤資，美元匯價也會應聲下跌。 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美國政府長期入不敷支，要靠借貸度日，一旦不能繼續發債，便無法應付社會福利、國防、公共衞生等開支，就連公務員的工資也無法支付。簡而言之，政府將要「停擺」（shutdown）。為了避免這些情況出現，美國財長耶倫在1月中就再三強調國會批准提高國債上限事關重大。 大家也許以為只要美國國會批准提高國債上限，那就「一天都光晒」！事情可不是這樣簡單。美國繼續發行國債，總得有買家。中國曾經持有超過一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債券，但近年來已逐步減持，到目前為止已跌至八千多億美元。縱使美國繼續發債，中國也不一定要認購，聽說連美國的大債主日本最近也在減持美債。耶倫較早前跟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會面，也許就是「請」中國多買一些美債。 ◆ 張敬文博士 翻譯及外語學院講師 香港恒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