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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2019年9月2日 看圖識字 學習梵文 初學外語時，其中一個挑戰很可能是認識詞彙。傳統學習方法有多讀文章、多看電影、多查字典等等，主要透過多加練習和應用的方式來加強記憶。可是，如果學習的語言屬於比較古老的語種（如巴利文、梵文），適用的教材有限，或對所學語言未能完全掌握，仍處於基礎階段，上述方法未必十分有效。 筆者上學年開始講授梵漢佛典翻譯的專門課，要求學生掌握基本梵文語法，並以學習生活中的常見字詞為切入點，如日常器具、衣服食品、山林植物等梵文佛典亦常提及的物件名稱。現時雖有不少梵文字典及詞彙總表以供學習查閱，可是部分條目解說頗為繁瑣，查找需時，而且容易出現「旋讀旋忘」的問題，前一刻才翻了字典，下一刻便忘記。 有見及此，為了讓梵文初學者有效記誦新詞，筆者現正開發一款新式電子工具，名為「AI梵文詞彙學習系統」（系統介面見附圖）。該系統利用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讓使用者透過電子鏡頭，辨別鏡頭前的物件，然後系統即時提供有關物件的梵文、中文及英文的三語對譯。此外，系統連結不同內容開放的百科全書及多語發聲辭典，自動提供辨析物的定義解說，以及中、英以外多國語言的翻譯和讀音，使世界各地用戶可以善用本系統自學梵文字詞。 本詞彙學習系統對古典語言學習有四大意義：其一，所有可見物均成為教材，學生可以利用系統時刻自學。其二，減省翻查字典字表的時間，提高學習效率。其三，辨析物在鏡頭下反覆出現，有助加強記憶，減低旋讀旋忘的機會。其四，配合課堂講學和分組練習，使系統成為互動教學工具。舉例而言，讓學生分組比賽，利用系統查找某些字詞的梵文，然後按其速度、準確度、分工表現等因素評分，可以提高參與者學習語言的興趣。 再者，這類翻譯系統的應用層面甚廣，不限於梵文教學。相關設計概念和套件可以用於發展不同現代語言的學習工具，如日、韓、德、法、西、意等外語，並可用於開發方便易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外語初學者一機在手，便可不斷學習新詞，加上老師講解及個人演練，成效更彰，這就是當今人工智能對促進語言學習的作用。 蕭世友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講師…
22 July 2019 Book Don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 Consulate General and National Book Development Board of the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 Consulate General and National Book Development Board generously donated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30 books on the Philippines to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SUHK). Prof Gilbert Fong, Dean of the…
文匯報 2019年7月8日 翻譯「電政」合璧 共融大有裨益 在人工智能時代，各行各業重視科技運用，提升工作效率及服務水平。政府也不例外，近年「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和「電子政府服務」（e-Government services，或稱「電子政務」）成為焦點，透過應用資訊科技，為市民提供更方便及優質的服務。 電子政府服務要讓各界市民受惠，跨語言的支援十分重要。香港華洋共處，中英文均為法定語言，雙語政府資訊及服務平台不可或缺。此外，部分居港的少數族裔人士不諳雙語，對於中英文以外的政府資訊也有需求。 為此政府下了不少工夫，以「香港政府一站通」為例，大部分資料均以繁簡中文及英文刊行，關於勞工、衛生等資訊更設立了「多種語言平台」，備有印地語、印尼語、尼泊爾語、烏爾都語等其他語言版本，對於社區共融大有裨益。 若要進一步提升跨語言的政府資訊及服務，增加多語內容及語言種類，不妨考慮把翻譯科技與智慧政府兩者結合。以下是三大要點： 其一，分別為專業譯員及市民大眾發展不同的翻譯科技。對於專業譯員而言，翻譯科技可協助他們完成翻譯工作，如提供譯稿以便譯者修改，並且確保術語及專有名詞翻譯準確，提升效率。 不過政府資訊繁多，悉數由人力處理誠非易事，因此對於市民大眾來說，電子平台若提供專門處理政府資訊的自動翻譯插件，即使有些內容未經人手翻譯，用戶也可掌握要義。情況就像政府透過軟件進行繁簡網頁轉換，翻譯結果僅供參考，政府不核准或認可有關內容，也不承擔責任。 其二，構建跨語言的政府文件資料庫。政府一直以來發佈大量雙語及多語文本，若加以收集整理，既可方便譯者尋找參考譯文，也可用來訓練自動翻譯系統。政府近年大力開放數據，若以此為基礎，加強文字數據的發放，對於建設有關資料庫有莫大助益。 其三，結合不同人工智能方法，針對政府文本開發翻譯科技。最近人造神經網絡成為了不少網上翻譯平台的核心技術，我們可運用上文提到的多語資料庫，訓練專門為政府文件而設的翻譯模型，讓系統學習常用的語句及行文風格。除了神經網絡外，翻譯科技也可同時結合傳統基於規則或實例的方法，兼收各家之長。 為了探索跨語言科技與電子政務之融合，筆者去年開展了一項關於新聞公報的翻譯技術研究。此項目以上述所言為基礎，以自動方法定期從開放數據平台收集雙語數據，進行對齊及語言處理工作，有關數據可用於開發政府翻譯系統與其他工具，期望研究所得應用在本港乃至其他地區的跨語言電子公共事務項目。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文學碩士（電腦輔助翻譯）課程總監蕭世昌博士…
文匯報 2019年6月21日 多管齊下 做好「交傳」 交替傳譯（consecutive interpreting）又稱為交傳、逐步口譯、或者接續傳譯等，是一種常見的傳譯工作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傳譯員等講話人用源語講完一部分或全部內容後，將這些信息，以口頭的形式譯入目的語。 交替傳譯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巴黎和會。現在交傳主要使用場合包括會議、新聞發佈會、商務談判以及外事活動等。比如聯合國口譯處工作人員除進行同聲傳譯之外，還會為某些會議提供交替傳譯服務，包括聯合國秘書長與各國國家領導人的會晤、一些有關政治或者經濟局勢的磋商等。 如果想要成功完成交替傳譯工作，可從以下數個方面入手： 準備要充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口譯工作亦是如此。在接到任何一個口譯工作之後，就要着手進行準備。詞彙和術語是必須準備的一個項目。如果詞彙和術語不熟悉，就會影響對於原文的理解，造成誤譯、錯譯、漏譯，有可能導致商業、政治乃至外交活動的失敗。因此，在知悉議題之後，必須準備相關的詞彙表和術語表。 此外，準備活動還包括熟悉講者。如果確定知道活動的演講者，可以搜索其過去所做的相關演講。這有兩個好處：一可以幫助我們熟悉講者的語音、語調，減少聽力上的障礙；二可以增加我們對話題的熟悉度，有助正確理解。有一些活動可能是年度活動，比如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因此，對舊年話題有所了解有助於我們熟悉相關話題，口譯工作亦會相對輕鬆，準確度也會提高。 聽以「意」為先：聽力作為口譯的第一環節，至關重要。在聽力過程中，我們要學會active listening，而不是passive listening。 聽原文時，要脫離語言外殼（deverbalization），把重點放在意思（senses）的理解，而不是原文的隻言片語。很多初學者的問題都在聽力階段，他們往往只抓聽到一些單詞或者詞組，並沒有理解原文。這樣在轉換為譯入語的時候，往往會出現undertranslation或者overtranslation的問題。因此，聽力訓練必不可少。 筆記為助力：正確地記筆記也是譯員必須掌握的一大技巧。一般來說，我們不可能將所有信息都正確地存儲在記憶之中，筆記可以起助力的作用，幫助我們將信息正確地傳遞到譯入語。 記筆記有幾大誤區。一是以為筆記愈多愈好。其實不然，筆記只是輔助作用，不能替代記憶。初學者往往易於寫下所有聽到內容，結果適得其反，影響了源語的理解。第二誤區是以為筆記越完整越好。而事實恰恰相反。 我們要盡可能使用縮寫、線條、箭頭以及符號等，以節省時間，更好將精力分配於聽和理解之上。 當然除以上三點之外，我們還要注意聽、記、譯之間的協調。強化練習、關注時事、拓寬知識，這樣才能邁向專業傳譯員之路。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助理教授 王紅華博士 …
文匯報 2019年5月29日 切記「詞無定譯」 翻譯根本原理 曾經有人以自己編譯的大型英漢詞典為藍本，倒過來編纂標示英語對應詞的漢語詞典，以前者的漢語譯文為詞條，原來的英語詞條則搖身一變成為英語對應詞。編纂者未有明言箇中的玄機，但這個匪夷所思的「逆向操作+一物二用」的方式卻最終難逃高人的法眼，一經曝光即引起詞典學界中人猛烈抨擊。 可能有人會問：這種編纂詞典的方式到底有何不妥，是不是詞典學界的學者太墨守成規，一味排斥創新思維？非也。這件事不但關乎詞典學的學理，而且牽涉語義劃分的雙語對比，與翻譯的根本原理更有莫大關係。 英語字詞的某個意思，在漢語裡未必有相應的獨立說法。英語某個意思若無相應的漢語說法，其漢譯就只能是一種解釋、一種臨時的組合，而非漢語某個字詞的本義，亦非慣用的漢語字詞或詞組。例如，在那部作為藍本的英漢詞典裡，「lash」條下有個意思的譯文是「突然的有力打擊」，編纂者就拿來作「打」字的義項，但「突然」、「有力」等並非「打」字詞義所固有的元素，更沒有其他詞典會在義項裡用上「打」字本身。 直譯「使毫無」 違漢語字詞 編纂者甚至因為藍本的「drain」條下有個例句用了「……使……毫無……」的方式來翻譯「drain」的意思，於是竟然就直接拿「使毫無」來做詞條，其英語對應詞正是「drain」！「使毫無」顯然不是漢語的固定組合，這就大大違反了以漢語語言習慣為本的原則。（以上兩例引自詞典學者的論述。） 同樣道理，漢語字詞的某個意思，在英語裡也未必有相應的獨立說法。不同語言社群的人，即使面對的客觀世界完全一樣（這其實不可能），也會因應各自的習慣，把客觀世界按不同的方式劃分（同一個餅有不同的切法），從而產生各自的字詞和語義系統。因此，兩個語言的字詞和語義系統之間會有交錯、重疊，但絕不會完全對應。例如，漢語的「羊」字就沒有英語對應詞，英語至少要分為「sheep」和「goat」，顯然是因為英語人士不習慣把這兩種動物視為同一個類別，自然就不會為這個類別作一個叫法了。 兩個語言的字詞和語義系統不會完全對應，這點是翻譯初學者必須明白的根本原理。說穿了，就是「詞無定譯」背後的道理所在。正因為沒有一一對應的關係，所以不能拋開原文的語義搞「一詞一譯」，以為「apple」必然是「蘋果」、「school」必然是「學校」、「送」必然是「give」或「send」。若連「詞無定譯」也掌握不了，翻譯絕對入不了門。 池威霖 香港恒生大學講師 …
文匯報 2019年5月20日 語言承載文化 非單溝通媒介 台灣擬在2030年前變成雙語社會，2030年後檢討推行情況，再決定是否把英語列作第二官方語言，以增強競爭力。當地的歐洲商會更建議成立一個中央翻譯資源中心，統籌所有官方文件的翻譯工作。事實上，台南市政府早在2014年便設立「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試行有關計劃。 香港因歷史緣故，雙語發展的優勢相當明顯，但香港的周邊地區致力推動英語，這優勢能否持續，令香港維持有利的營商環境，則有待政府政策加以發展、鞏固。多年下來，香港有個相當獨特的工作文化：工作電郵往來，都預設要用英語。這是國際上不常見的現象。 國際機構的書信往來用英語很正常，但香港本地機構之間的溝通，即使自己母語是中文，明知道收件人的母語也是中文，我們仍會用英語互發電郵。到現在，要我們用正式中文寫個電郵，想必比用英語還要難。 說到多語制（multilingualism），不得不提歐盟。歐盟在1993年成立初期，只有11種官方語言，隨着成員國不斷增加，現在已有28個成員國，24種官方語言。歐盟不同的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歐洲中央銀行等都有自己的翻譯和傳譯團隊，單單是歐洲理事會便聘用560名傳譯員、1,600名翻譯員、700名支援人員，每年翻譯超過200萬頁文件。 此外，歐盟還另設一個翻譯中心（Translation Centre for the Bod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聘用200名員工，為60多個歐盟相關機構翻譯，而隨着社交媒體流行，項目還包括影片的字幕製作。 歐盟為什麼要花那麼多資源，克服重重多困難，服務24種官方語言呢？世界貿易組織就只有3種官方語言：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為什麼歐盟不把官方語言限於幾種國際上常用的語言呢？原因在其2017年發佈的翻譯傳譯手冊寫得很清楚：「Even if there ar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translation is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tool. It allows citizens of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to interact and have a say in shaping their common future without the need to give up their language…
文匯報 2019年4月10日 傳譯員站或坐 大有學問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較早時候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峰會後共晉晚餐，討論焦點當然是中美貿易問題。我從新聞報道中看到中美雙方代表團一字排開，分別坐在長方形餐桌的兩邊。中美雙方的傳譯員都是女將，但她們卻並非坐在習近平和特朗普身邊，而是站在雙方代表團後面，拿着記事簿做口譯。看到這個鏡頭，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心裡想：「這種安排不大妥當吧？」傳譯員應該站起來，還是坐下來，原來大有學問。 會譯傳譯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時傳譯（內地叫同聲傳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和交替傳譯（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如果是即時傳譯，傳譯員通常是兩人一組，坐在即時傳譯室內，通過耳機聽與會者發言，並把內容即時從來源語翻譯成目標語，再通過麥克風說出來。傳譯員跟與會者並非共處一室，工作時是坐下來的。 那麼交替傳譯又如何呢？如果發言者是站在講台上演講，主辦單位通常會在講台上先放置麥克風和主席台（rostrum），讓發言者擺放稿子，傳譯員則會站在發言者旁邊，前面也有麥克風。 如果是兩國政府進行會談，雙方代表團會分別坐在一張長長的會議桌的兩邊，雙方團長面向對方，如果甲方的傳譯員坐在團長的右邊，那乙方的傳譯員便會坐在團長的左邊，雙方的傳譯員也會面向對方。 別人在eating 傳譯員working 除了雙邊會談外，還有另一種會議形式，那就是工作早餐／午餐／晚餐（working breakfast/lunch/dinner），雙方代表團可以邊吃邊談，在一個相對輕鬆的環境下進行談判，傳譯員也是「座上客」。當然，傳譯員只會忙着工作，根本沒有機會吃東西，因為他要不停替發言者傳譯。 筆者常常跟翻譯課的學生開玩笑說，所謂working breakfast/lunch/dinner，是人家在eating，我在working。這個冷笑話總會逗得大家滿心歡喜，其實是笑中有淚。 如果是規格更高的宴會，雙方團長的傳譯員只會坐在服務對象的後面，傳譯員有時甚至要同時為雙方團長進行雙向傳譯。在這種情況下，傳譯員早有心理準備，要宴會結束後才可進食。 這種座位安排，跟兩國元首／高級官員會面的安排類似。雙方領導會分別坐在兩張大約成120度角的沙發上，他們的傳譯員則會分別坐在後面。 說到這裡，相信大家會明白，為何筆者看到上文首段所述情景，會倒抽一口涼氣。既然是正式的working dinner，要不安排傳譯員坐在兩國領導人身邊，要不讓傳譯員坐在領導人後面，要兩位女士站着做口譯，筆者總覺得這種安排不大妥當。 在代表團中，傳譯員雖是級別較低的外交人員，卻往往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理應command a little more respect，對待女士，大家更應該憐香惜玉。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講師張敬文…
文匯報 2019年3月25日 你的口音如何 你的人生也必如何 口音是有聲的人物誌，是流動的身份證，也會隨時隨地變化。一個人說話的節奏、速度，音調或高或低，聲韻母或圓潤或尖刻，都在顯示出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社會階層、教育、種族和第一語言等元素，它們一直合力影響着一個人的說話方式。 世上沒完美口音 我有口音，你有口音，每個人都有口音。說某人沒有口音，好比說他沒有五官，這是不可能也不可信的。世上沒有完美的口音，也沒有單單一個口音值得奉為圭臬，因為沒有一個人的人生是完美的、典範的，人人必須模仿的。 蕭伯納的名劇《畢馬龍》（Pygmalion）被改編為著名電影《窈窕淑女》，就是關於口音的故事。倫敦賣花女Eliza Doolittle為了躋身上流社會，拜師Higgins教授學做「上等人」，誓要變得大方得體，儀態萬千，能脫口說出貴族式英語。 表面上，她成功了，並以過去的所有，換來現在的所有：她仿習了一種口音，卻失去了本身的口音；她終究當不成名門淑女，也打不回原形，不能重返街頭做賣花女，於是生出她著名的嘆喟：What’s become of me？（到底我成了怎麼樣啊？）她陷入了尷尬的中間狀態，變成了羅馬神話中「雅納斯臉」(Janus-faced)：臉朝兩面，處處不討好。 原劇面世的時候，蕭伯納將之定性為悲喜劇（tragicomedy），賣花女的「中間性」和「雙面性」可憫又可笑，故事的教訓是：雙重的東西必須變成單一，口音一如身份，純粹才算上乘。時至今日，資訊與人的流轉不息，這種「中間性」和「雙面性」已是常態，我們自願或非自願地夾在不同的世界、想法、文化與聲音之間，不單口音可以變，身份認同也可以變。 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想在別人的眼中展現成什麼樣的人，某程度上來說，我們就是我們所操持的語言。能游走於這中間地帶，是一種翻譯，是一種建構自我的自由。 勿讓口音成為對話障礙 口音，乃至語言，應該是能力和美學喜好的自由選擇。如果你確實喜歡某種口音的音樂美，或者就喜歡學口音玩，出於個人喜好將之打磨完美，那實在很棒，因為你有了一項志趣和愛好；但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美學理想，那不如放過自己，不需要把某種口音當成正確答案，尤其張嘴與人交流的時候，不要讓它成為對話的障礙。其實口音的歧視，無非來自若干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霸權，網絡上和現實裡比比皆是。 學習語言的時候，明顯的口音通常伴隨着其他特徵，例如有限的詞彙量或語法錯誤，這應該加以改善。與其說修正口音，不如說是提升文化知識和溝通技巧。 每種口音都是可愛的，正如每個人都是可愛的。我希望你喜歡我的口音，正如我喜歡你的口音一樣。 陳嘉恩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署理院長與副教授…
文匯報 2019年3月20日 發展金融翻譯科技 善用港雙語優勢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加上中英雙語均為法定語文，市場對金融翻譯的需求殷切。金融翻譯涵蓋招股章程、公佈、通函、年報、分析報告、宣傳資料等各類文件，對於促進中外投資者交流，確保市場透明運作，發揮重要作用。香港未來要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的地位，金融翻譯的需求勢必日增。 金融翻譯注重效率，文件數量多而翻譯時間有限，譯文更是不容有失，要滿足新時代的需求，我們不妨把金融翻譯及科技結合起來，發展「金融翻譯科技」，此舉既能發揮本港雙語優勢，也可配合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大方向。 要發展金融翻譯科技，方向之一是針對金融文件，開發專門的自動翻譯系統。市面有不少自動翻譯系統，但多為一般翻譯而設，若能特設平台，處理金融領域的慣常用語及句式，翻譯效果應當更為理想。 以筆者的一個財經翻譯項目為例，有關項目研究架設自動翻譯系統，該系統有四大特色： 其一，運用最新的神經網絡翻譯模型，結合有別於一般系統的雙語數據，採用特別的機器訓練模式，電腦自行學習翻譯方法。 其二，除了神經網絡外，也運用其他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專門處理金融翻譯問題，如術語及常見長句等。 其三，提供多重譯文。一般翻譯系統往往僅提供一種譯文輸出，不過自動翻譯有不同方法，各有高下，系統允許用家檢視不同的輸出結果，以便加以取捨。 其四，連結專業辭庫，方便用家對文本作進一步分析。 不限自動翻譯 人譯不可缺 需要強調的是，金融翻譯科技不應只限於研發自動翻譯工具。金融文件內容及行文複雜，自動翻譯多用於提供翻譯初稿，人工譯者的參與仍然是必不可缺的，因此如何運用科技協助譯者提升工作質量，也是發展金融翻譯科技的重要議題。 長遠而言，我們應開發綜合互動金融翻譯系統，處理不同類型的金融文件，為譯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如遣詞用字、搜索資料或參考譯文、校閱譯稿及術語，乃至團隊協作等。金融翻譯科技實也不只限於文件翻譯，未來系統要結合新型金融科技產品的用戶界面，協助構建跨語言的金融服務平台。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文學碩士（電腦輔助翻譯）課程總監蕭世昌博士…
文匯報 2019年2月25日 從《流浪地球》看即時傳譯 春節檔上映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席捲票房榜，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該影片改編自劉慈欣的同名小說，講述了人類面對地球即將被太陽吞沒，制定了「流浪地球」計劃，在到達新家園前，地球與木星遭遇的故事。面對災難，人類團結起來，成立了聯合政府，集全球之力，應對危機。 除了眾多的科學概念、新興科技，《流浪地球》中亦出現了同聲傳譯的元素。在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中，空間站集合了全球的精英，大家需要溝通、交流，於是同傳耳機悄無聲息地映入觀眾眼簾。第一幕出現於吳京飾演的劉培強與俄羅斯的馬卡洛夫中校對話。在電影中，兩人熟練地戴上同傳耳機，按下按鈕，便自如地在中文和俄羅斯語間進行交流了。後面亦有同傳耳機在其他語言中的應用鏡頭。 現實世界積極研發同傳設備 在虛擬的未來世界中，同傳耳機便捷、迅速、方便，可以有效地幫助語言不通的各方交流。片中未出現同聲傳譯員的身影，那在現實世界中，同傳設備的研發已經達到什麼樣的階段了呢？ 隨着科技進步，很多公司都有在進行同聲傳譯設備的研發。如成立於2013年的澳洲語言翻譯科技公司Lingmo在2017年便推出了Translate One2One耳機。其後，該公司推出了Time2Translate智能手錶，取代了Translate One2One。 Time2Translate利用IBM Wat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可以實現包括中文、阿拉伯語、挪威語、英語、法語、德語、韓語、日語、意大利語等27種語言的轉換。 去年科大訊飛亦與咪咕聯合推出人工智能莫斯比耳機，該耳機具有同聲傳譯模式，支持英語、法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俄羅斯語與中文的互譯。 同聲傳譯員不會被取代 那未來，同傳何去何從呢？筆者認為各類型的同傳設備會不斷進步，會涵蓋更多的語言、處理更長段落的話語、準確度亦會提高，可以給人們各方面的生活，如工作、旅遊等帶來更大的便利。不過，另一方面，同聲傳譯員的工作並不會被取代。隨着各國交流、合作的密切或者磋商、談判的需要，同聲傳譯員仍需承擔大部分的傳譯工作，而傳譯員可以利用新興科技，準備和完成同傳工作，從而提高效率。 王紅華博士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