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　2019年5月20日

語言承載文化 非單溝通媒介

台灣擬在2030年前變成雙語社會，2030年後檢討推行情況，再決定是否把英語列作第二官方語言，以增強競爭力。當地的歐洲商會更建議成立一個中央翻譯資源中心，統籌所有官方文件的翻譯工作。事實上，台南市政府早在2014年便設立「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試行有關計劃。

香港因歷史緣故，雙語發展的優勢相當明顯，但香港的周邊地區致力推動英語，這優勢能否持續，令香港維持有利的營商環境，則有待政府政策加以發展、鞏固。多年下來，香港有個相當獨特的工作文化：工作電郵往來，都預設要用英語。這是國際上不常見的現象。

國際機構的書信往來用英語很正常，但香港本地機構之間的溝通，即使自己母語是中文，明知道收件人的母語也是中文，我們仍會用英語互發電郵。到現在，要我們用正式中文寫個電郵，想必比用英語還要難。

說到多語制（multilingualism），不得不提歐盟。歐盟在1993年成立初期，只有11種官方語言，隨着成員國不斷增加，現在已有28個成員國，24種官方語言。歐盟不同的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歐洲中央銀行等都有自己的翻譯和傳譯團隊，單單是歐洲理事會便聘用560名傳譯員、1,600名翻譯員、700名支援人員，每年翻譯超過200萬頁文件。

此外，歐盟還另設一個翻譯中心（Translation Centre for the Bod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聘用200名員工，為60多個歐盟相關機構翻譯，而隨着社交媒體流行，項目還包括影片的字幕製作。

歐盟為什麼要花那麼多資源，克服重重多困難，服務24種官方語言呢？世界貿易組織就只有3種官方語言：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為什麼歐盟不把官方語言限於幾種國際上常用的語言呢？原因在其2017年發佈的翻譯傳譯手冊寫得很清楚：「Even if there ar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translation is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tool. It allows citizens of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to interact and have a say in shaping their common future without the need to give up their language –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identity.」

語言不只是溝通媒介，語言從來跟權力密切相關，也是個人身份認同的必要部分。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講師梁峻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