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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2019年7月8日 看圖識字 學習梵文 初學外語時，其中一個挑戰很可能是認識詞彙。傳統學習方法有多讀文章、多看電影、多查字典等等，主要透過多加練習和應用的方式來加強記憶。可是，如果學習的語言屬於比較古老的語種（如巴利文、梵文），適用的教材有限，或對所學語言未能完全掌握，仍處於基礎階段，上述方法未必十分有效。 筆者上學年開始講授梵漢佛典翻譯的專門課，要求學生掌握基本梵文語法，並以學習生活中的常見字詞為切入點，如日常器具、衣服食品、山林植物等梵文佛典亦常提及的物件名稱。現時雖有不少梵文字典及詞彙總表以供學習查閱，可是部分條目解說頗為繁瑣，查找需時，而且容易出現「旋讀旋忘」的問題，前一刻才翻了字典，下一刻便忘記。 有見及此，為了讓梵文初學者有效記誦新詞，筆者現正開發一款新式電子工具，名為「AI梵文詞彙學習系統」（系統介面見附圖）。該系統利用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讓使用者透過電子鏡頭，辨別鏡頭前的物件，然後系統即時提供有關物件的梵文、中文及英文的三語對譯。此外，系統連結不同內容開放的百科全書及多語發聲辭典，自動提供辨析物的定義解說，以及中、英以外多國語言的翻譯和讀音，使世界各地用戶可以善用本系統自學梵文字詞。 本詞彙學習系統對古典語言學習有四大意義：其一，所有可見物均成為教材，學生可以利用系統時刻自學。其二，減省翻查字典字表的時間，提高學習效率。其三，辨析物在鏡頭下反覆出現，有助加強記憶，減低旋讀旋忘的機會。其四，配合課堂講學和分組練習，使系統成為互動教學工具。舉例而言，讓學生分組比賽，利用系統查找某些字詞的梵文，然後按其速度、準確度、分工表現等因素評分，可以提高參與者學習語言的興趣。 再者，這類翻譯系統的應用層面甚廣，不限於梵文教學。相關設計概念和套件可以用於發展不同現代語言的學習工具，如日、韓、德、法、西、意等外語，並可用於開發方便易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外語初學者一機在手，便可不斷學習新詞，加上老師講解及個人演練，成效更彰，這就是當今人工智能對促進語言學習的作用。 蕭世友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講師…
2019年7月22日 菲律賓總領事館和國家圖書發展委員會捐贈書籍 菲律賓總領事館和國家圖書發展委員會慷慨捐贈30多本關於菲律賓的書籍予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院長方梓勳教授、翻譯學院副院長陳嘉恩博士、翻譯學院副教授蕭世昌博士和圖書館館長羅玉蓮女士代表大學在2019年7月22日舉行的圖書捐贈儀式上接收書籍。 方教授和翻譯學院的學者與菲律賓領事Maria Sheila U. Monedero-Arnesto女士等嘉賓互相交流，雙方熱誠討論未來在教學、科研等領域的合作，成果甚豐。嘉賓也參觀了大學校園的教學設施。 由左至右 菲律賓總領事館專員 Miss Charlene A. Beriana; 菲律賓領事 Ms Maria Sheila U. Monedero-Arnesto; 翻譯學院院長方梓勳教授; 菲律賓國家圖書發展委員會營運服務總監Ms Leonor G. Reyes; 翻譯學院副院長陳嘉恩博士; 菲律賓總領事館專員 Mrs Luz M. Iglesias; 圖書館館長羅玉蓮女士; 翻譯學院副教授蕭世昌博士 來賓參觀配備了符合聯合國會議標準的先進口譯設施的馮堯敬堂 圖書館館長羅玉蓮女士介紹圖書館內的豐富館藏 …
文匯報 2019年7月8日 翻譯「電政」合璧 共融大有裨益 在人工智能時代，各行各業重視科技運用，提升工作效率及服務水平。政府也不例外，近年「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和「電子政府服務」（e-Government services，或稱「電子政務」）成為焦點，透過應用資訊科技，為市民提供更方便及優質的服務。 電子政府服務要讓各界市民受惠，跨語言的支援十分重要。香港華洋共處，中英文均為法定語言，雙語政府資訊及服務平台不可或缺。此外，部分居港的少數族裔人士不諳雙語，對於中英文以外的政府資訊也有需求。 為此政府下了不少工夫，以「香港政府一站通」為例，大部分資料均以繁簡中文及英文刊行，關於勞工、衛生等資訊更設立了「多種語言平台」，備有印地語、印尼語、尼泊爾語、烏爾都語等其他語言版本，對於社區共融大有裨益。 若要進一步提升跨語言的政府資訊及服務，增加多語內容及語言種類，不妨考慮把翻譯科技與智慧政府兩者結合。以下是三大要點： 其一，分別為專業譯員及市民大眾發展不同的翻譯科技。對於專業譯員而言，翻譯科技可協助他們完成翻譯工作，如提供譯稿以便譯者修改，並且確保術語及專有名詞翻譯準確，提升效率。 不過政府資訊繁多，悉數由人力處理誠非易事，因此對於市民大眾來說，電子平台若提供專門處理政府資訊的自動翻譯插件，即使有些內容未經人手翻譯，用戶也可掌握要義。情況就像政府透過軟件進行繁簡網頁轉換，翻譯結果僅供參考，政府不核准或認可有關內容，也不承擔責任。 其二，構建跨語言的政府文件資料庫。政府一直以來發佈大量雙語及多語文本，若加以收集整理，既可方便譯者尋找參考譯文，也可用來訓練自動翻譯系統。政府近年大力開放數據，若以此為基礎，加強文字數據的發放，對於建設有關資料庫有莫大助益。 其三，結合不同人工智能方法，針對政府文本開發翻譯科技。最近人造神經網絡成為了不少網上翻譯平台的核心技術，我們可運用上文提到的多語資料庫，訓練專門為政府文件而設的翻譯模型，讓系統學習常用的語句及行文風格。除了神經網絡外，翻譯科技也可同時結合傳統基於規則或實例的方法，兼收各家之長。 為了探索跨語言科技與電子政務之融合，筆者去年開展了一項關於新聞公報的翻譯技術研究。此項目以上述所言為基礎，以自動方法定期從開放數據平台收集雙語數據，進行對齊及語言處理工作，有關數據可用於開發政府翻譯系統與其他工具，期望研究所得應用在本港乃至其他地區的跨語言電子公共事務項目。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文學碩士（電腦輔助翻譯）課程總監蕭世昌博士…
文匯報 2019年6月21日 多管齊下 做好「交傳」 交替傳譯（consecutive interpreting）又稱為交傳、逐步口譯、或者接續傳譯等，是一種常見的傳譯工作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傳譯員等講話人用源語講完一部分或全部內容後，將這些信息，以口頭的形式譯入目的語。 交替傳譯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巴黎和會。現在交傳主要使用場合包括會議、新聞發佈會、商務談判以及外事活動等。比如聯合國口譯處工作人員除進行同聲傳譯之外，還會為某些會議提供交替傳譯服務，包括聯合國秘書長與各國國家領導人的會晤、一些有關政治或者經濟局勢的磋商等。 如果想要成功完成交替傳譯工作，可從以下數個方面入手： 準備要充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口譯工作亦是如此。在接到任何一個口譯工作之後，就要着手進行準備。詞彙和術語是必須準備的一個項目。如果詞彙和術語不熟悉，就會影響對於原文的理解，造成誤譯、錯譯、漏譯，有可能導致商業、政治乃至外交活動的失敗。因此，在知悉議題之後，必須準備相關的詞彙表和術語表。 此外，準備活動還包括熟悉講者。如果確定知道活動的演講者，可以搜索其過去所做的相關演講。這有兩個好處：一可以幫助我們熟悉講者的語音、語調，減少聽力上的障礙；二可以增加我們對話題的熟悉度，有助正確理解。有一些活動可能是年度活動，比如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因此，對舊年話題有所了解有助於我們熟悉相關話題，口譯工作亦會相對輕鬆，準確度也會提高。 聽以「意」為先：聽力作為口譯的第一環節，至關重要。在聽力過程中，我們要學會active listening，而不是passive listening。 聽原文時，要脫離語言外殼（deverbalization），把重點放在意思（senses）的理解，而不是原文的隻言片語。很多初學者的問題都在聽力階段，他們往往只抓聽到一些單詞或者詞組，並沒有理解原文。這樣在轉換為譯入語的時候，往往會出現undertranslation或者overtranslation的問題。因此，聽力訓練必不可少。 筆記為助力：正確地記筆記也是譯員必須掌握的一大技巧。一般來說，我們不可能將所有信息都正確地存儲在記憶之中，筆記可以起助力的作用，幫助我們將信息正確地傳遞到譯入語。 記筆記有幾大誤區。一是以為筆記愈多愈好。其實不然，筆記只是輔助作用，不能替代記憶。初學者往往易於寫下所有聽到內容，結果適得其反，影響了源語的理解。第二誤區是以為筆記越完整越好。而事實恰恰相反。 我們要盡可能使用縮寫、線條、箭頭以及符號等，以節省時間，更好將精力分配於聽和理解之上。 當然除以上三點之外，我們還要注意聽、記、譯之間的協調。強化練習、關注時事、拓寬知識，這樣才能邁向專業傳譯員之路。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助理教授 王紅華博士 …
文匯報 2019年5月29日 切記「詞無定譯」 翻譯根本原理 曾經有人以自己編譯的大型英漢詞典為藍本，倒過來編纂標示英語對應詞的漢語詞典，以前者的漢語譯文為詞條，原來的英語詞條則搖身一變成為英語對應詞。編纂者未有明言箇中的玄機，但這個匪夷所思的「逆向操作+一物二用」的方式卻最終難逃高人的法眼，一經曝光即引起詞典學界中人猛烈抨擊。 可能有人會問：這種編纂詞典的方式到底有何不妥，是不是詞典學界的學者太墨守成規，一味排斥創新思維？非也。這件事不但關乎詞典學的學理，而且牽涉語義劃分的雙語對比，與翻譯的根本原理更有莫大關係。 英語字詞的某個意思，在漢語裡未必有相應的獨立說法。英語某個意思若無相應的漢語說法，其漢譯就只能是一種解釋、一種臨時的組合，而非漢語某個字詞的本義，亦非慣用的漢語字詞或詞組。例如，在那部作為藍本的英漢詞典裡，「lash」條下有個意思的譯文是「突然的有力打擊」，編纂者就拿來作「打」字的義項，但「突然」、「有力」等並非「打」字詞義所固有的元素，更沒有其他詞典會在義項裡用上「打」字本身。 直譯「使毫無」 違漢語字詞 編纂者甚至因為藍本的「drain」條下有個例句用了「……使……毫無……」的方式來翻譯「drain」的意思，於是竟然就直接拿「使毫無」來做詞條，其英語對應詞正是「drain」！「使毫無」顯然不是漢語的固定組合，這就大大違反了以漢語語言習慣為本的原則。（以上兩例引自詞典學者的論述。） 同樣道理，漢語字詞的某個意思，在英語裡也未必有相應的獨立說法。不同語言社群的人，即使面對的客觀世界完全一樣（這其實不可能），也會因應各自的習慣，把客觀世界按不同的方式劃分（同一個餅有不同的切法），從而產生各自的字詞和語義系統。因此，兩個語言的字詞和語義系統之間會有交錯、重疊，但絕不會完全對應。例如，漢語的「羊」字就沒有英語對應詞，英語至少要分為「sheep」和「goat」，顯然是因為英語人士不習慣把這兩種動物視為同一個類別，自然就不會為這個類別作一個叫法了。 兩個語言的字詞和語義系統不會完全對應，這點是翻譯初學者必須明白的根本原理。說穿了，就是「詞無定譯」背後的道理所在。正因為沒有一一對應的關係，所以不能拋開原文的語義搞「一詞一譯」，以為「apple」必然是「蘋果」、「school」必然是「學校」、「送」必然是「give」或「send」。若連「詞無定譯」也掌握不了，翻譯絕對入不了門。 池威霖 香港恒生大學講師 …
文匯報 2019年5月20日 語言承載文化 非單溝通媒介 台灣擬在2030年前變成雙語社會，2030年後檢討推行情況，再決定是否把英語列作第二官方語言，以增強競爭力。當地的歐洲商會更建議成立一個中央翻譯資源中心，統籌所有官方文件的翻譯工作。事實上，台南市政府早在2014年便設立「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試行有關計劃。 香港因歷史緣故，雙語發展的優勢相當明顯，但香港的周邊地區致力推動英語，這優勢能否持續，令香港維持有利的營商環境，則有待政府政策加以發展、鞏固。多年下來，香港有個相當獨特的工作文化：工作電郵往來，都預設要用英語。這是國際上不常見的現象。 國際機構的書信往來用英語很正常，但香港本地機構之間的溝通，即使自己母語是中文，明知道收件人的母語也是中文，我們仍會用英語互發電郵。到現在，要我們用正式中文寫個電郵，想必比用英語還要難。 說到多語制（multilingualism），不得不提歐盟。歐盟在1993年成立初期，只有11種官方語言，隨着成員國不斷增加，現在已有28個成員國，24種官方語言。歐盟不同的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歐洲中央銀行等都有自己的翻譯和傳譯團隊，單單是歐洲理事會便聘用560名傳譯員、1,600名翻譯員、700名支援人員，每年翻譯超過200萬頁文件。 此外，歐盟還另設一個翻譯中心（Translation Centre for the Bod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聘用200名員工，為60多個歐盟相關機構翻譯，而隨着社交媒體流行，項目還包括影片的字幕製作。 歐盟為什麼要花那麼多資源，克服重重多困難，服務24種官方語言呢？世界貿易組織就只有3種官方語言：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為什麼歐盟不把官方語言限於幾種國際上常用的語言呢？原因在其2017年發佈的翻譯傳譯手冊寫得很清楚：「Even if there ar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translation is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tool. It allows citizens of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to interact and have a say in shaping their common future without the need to give up their language…
文匯報 2019年4月10日 傳譯員站或坐 大有學問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較早時候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峰會後共晉晚餐，討論焦點當然是中美貿易問題。我從新聞報道中看到中美雙方代表團一字排開，分別坐在長方形餐桌的兩邊。中美雙方的傳譯員都是女將，但她們卻並非坐在習近平和特朗普身邊，而是站在雙方代表團後面，拿着記事簿做口譯。看到這個鏡頭，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心裡想：「這種安排不大妥當吧？」傳譯員應該站起來，還是坐下來，原來大有學問。 會譯傳譯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時傳譯（內地叫同聲傳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和交替傳譯（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如果是即時傳譯，傳譯員通常是兩人一組，坐在即時傳譯室內，通過耳機聽與會者發言，並把內容即時從來源語翻譯成目標語，再通過麥克風說出來。傳譯員跟與會者並非共處一室，工作時是坐下來的。 那麼交替傳譯又如何呢？如果發言者是站在講台上演講，主辦單位通常會在講台上先放置麥克風和主席台（rostrum），讓發言者擺放稿子，傳譯員則會站在發言者旁邊，前面也有麥克風。 如果是兩國政府進行會談，雙方代表團會分別坐在一張長長的會議桌的兩邊，雙方團長面向對方，如果甲方的傳譯員坐在團長的右邊，那乙方的傳譯員便會坐在團長的左邊，雙方的傳譯員也會面向對方。 別人在eating 傳譯員working 除了雙邊會談外，還有另一種會議形式，那就是工作早餐／午餐／晚餐（working breakfast/lunch/dinner），雙方代表團可以邊吃邊談，在一個相對輕鬆的環境下進行談判，傳譯員也是「座上客」。當然，傳譯員只會忙着工作，根本沒有機會吃東西，因為他要不停替發言者傳譯。 筆者常常跟翻譯課的學生開玩笑說，所謂working breakfast/lunch/dinner，是人家在eating，我在working。這個冷笑話總會逗得大家滿心歡喜，其實是笑中有淚。 如果是規格更高的宴會，雙方團長的傳譯員只會坐在服務對象的後面，傳譯員有時甚至要同時為雙方團長進行雙向傳譯。在這種情況下，傳譯員早有心理準備，要宴會結束後才可進食。 這種座位安排，跟兩國元首／高級官員會面的安排類似。雙方領導會分別坐在兩張大約成120度角的沙發上，他們的傳譯員則會分別坐在後面。 說到這裡，相信大家會明白，為何筆者看到上文首段所述情景，會倒抽一口涼氣。既然是正式的working dinner，要不安排傳譯員坐在兩國領導人身邊，要不讓傳譯員坐在領導人後面，要兩位女士站着做口譯，筆者總覺得這種安排不大妥當。 在代表團中，傳譯員雖是級別較低的外交人員，卻往往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理應command a little more respect，對待女士，大家更應該憐香惜玉。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講師張敬文…
文匯報 2019年3月25日 你的口音如何 你的人生也必如何 口音是有聲的人物誌，是流動的身份證，也會隨時隨地變化。一個人說話的節奏、速度，音調或高或低，聲韻母或圓潤或尖刻，都在顯示出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社會階層、教育、種族和第一語言等元素，它們一直合力影響着一個人的說話方式。 世上沒完美口音 我有口音，你有口音，每個人都有口音。說某人沒有口音，好比說他沒有五官，這是不可能也不可信的。世上沒有完美的口音，也沒有單單一個口音值得奉為圭臬，因為沒有一個人的人生是完美的、典範的，人人必須模仿的。 蕭伯納的名劇《畢馬龍》（Pygmalion）被改編為著名電影《窈窕淑女》，就是關於口音的故事。倫敦賣花女Eliza Doolittle為了躋身上流社會，拜師Higgins教授學做「上等人」，誓要變得大方得體，儀態萬千，能脫口說出貴族式英語。 表面上，她成功了，並以過去的所有，換來現在的所有：她仿習了一種口音，卻失去了本身的口音；她終究當不成名門淑女，也打不回原形，不能重返街頭做賣花女，於是生出她著名的嘆喟：What’s become of me？（到底我成了怎麼樣啊？）她陷入了尷尬的中間狀態，變成了羅馬神話中「雅納斯臉」(Janus-faced)：臉朝兩面，處處不討好。 原劇面世的時候，蕭伯納將之定性為悲喜劇（tragicomedy），賣花女的「中間性」和「雙面性」可憫又可笑，故事的教訓是：雙重的東西必須變成單一，口音一如身份，純粹才算上乘。時至今日，資訊與人的流轉不息，這種「中間性」和「雙面性」已是常態，我們自願或非自願地夾在不同的世界、想法、文化與聲音之間，不單口音可以變，身份認同也可以變。 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想在別人的眼中展現成什麼樣的人，某程度上來說，我們就是我們所操持的語言。能游走於這中間地帶，是一種翻譯，是一種建構自我的自由。 勿讓口音成為對話障礙 口音，乃至語言，應該是能力和美學喜好的自由選擇。如果你確實喜歡某種口音的音樂美，或者就喜歡學口音玩，出於個人喜好將之打磨完美，那實在很棒，因為你有了一項志趣和愛好；但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美學理想，那不如放過自己，不需要把某種口音當成正確答案，尤其張嘴與人交流的時候，不要讓它成為對話的障礙。其實口音的歧視，無非來自若干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霸權，網絡上和現實裡比比皆是。 學習語言的時候，明顯的口音通常伴隨着其他特徵，例如有限的詞彙量或語法錯誤，這應該加以改善。與其說修正口音，不如說是提升文化知識和溝通技巧。 每種口音都是可愛的，正如每個人都是可愛的。我希望你喜歡我的口音，正如我喜歡你的口音一樣。 陳嘉恩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署理院長與副教授…
文匯報 2019年3月20日 發展金融翻譯科技 善用港雙語優勢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加上中英雙語均為法定語文，市場對金融翻譯的需求殷切。金融翻譯涵蓋招股章程、公佈、通函、年報、分析報告、宣傳資料等各類文件，對於促進中外投資者交流，確保市場透明運作，發揮重要作用。香港未來要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的地位，金融翻譯的需求勢必日增。 金融翻譯注重效率，文件數量多而翻譯時間有限，譯文更是不容有失，要滿足新時代的需求，我們不妨把金融翻譯及科技結合起來，發展「金融翻譯科技」，此舉既能發揮本港雙語優勢，也可配合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大方向。 要發展金融翻譯科技，方向之一是針對金融文件，開發專門的自動翻譯系統。市面有不少自動翻譯系統，但多為一般翻譯而設，若能特設平台，處理金融領域的慣常用語及句式，翻譯效果應當更為理想。 以筆者的一個財經翻譯項目為例，有關項目研究架設自動翻譯系統，該系統有四大特色： 其一，運用最新的神經網絡翻譯模型，結合有別於一般系統的雙語數據，採用特別的機器訓練模式，電腦自行學習翻譯方法。 其二，除了神經網絡外，也運用其他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專門處理金融翻譯問題，如術語及常見長句等。 其三，提供多重譯文。一般翻譯系統往往僅提供一種譯文輸出，不過自動翻譯有不同方法，各有高下，系統允許用家檢視不同的輸出結果，以便加以取捨。 其四，連結專業辭庫，方便用家對文本作進一步分析。 不限自動翻譯 人譯不可缺 需要強調的是，金融翻譯科技不應只限於研發自動翻譯工具。金融文件內容及行文複雜，自動翻譯多用於提供翻譯初稿，人工譯者的參與仍然是必不可缺的，因此如何運用科技協助譯者提升工作質量，也是發展金融翻譯科技的重要議題。 長遠而言，我們應開發綜合互動金融翻譯系統，處理不同類型的金融文件，為譯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如遣詞用字、搜索資料或參考譯文、校閱譯稿及術語，乃至團隊協作等。金融翻譯科技實也不只限於文件翻譯，未來系統要結合新型金融科技產品的用戶界面，協助構建跨語言的金融服務平台。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文學碩士（電腦輔助翻譯）課程總監蕭世昌博士 …
文匯報 2019年2月25日 從《流浪地球》看即時傳譯 春節檔上映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席捲票房榜，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該影片改編自劉慈欣的同名小說，講述了人類面對地球即將被太陽吞沒，制定了「流浪地球」計劃，在到達新家園前，地球與木星遭遇的故事。面對災難，人類團結起來，成立了聯合政府，集全球之力，應對危機。 除了眾多的科學概念、新興科技，《流浪地球》中亦出現了同聲傳譯的元素。在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中，空間站集合了全球的精英，大家需要溝通、交流，於是同傳耳機悄無聲息地映入觀眾眼簾。第一幕出現於吳京飾演的劉培強與俄羅斯的馬卡洛夫中校對話。在電影中，兩人熟練地戴上同傳耳機，按下按鈕，便自如地在中文和俄羅斯語間進行交流了。後面亦有同傳耳機在其他語言中的應用鏡頭。 現實世界積極研發同傳設備 在虛擬的未來世界中，同傳耳機便捷、迅速、方便，可以有效地幫助語言不通的各方交流。片中未出現同聲傳譯員的身影，那在現實世界中，同傳設備的研發已經達到什麼樣的階段了呢？ 隨着科技進步，很多公司都有在進行同聲傳譯設備的研發。如成立於2013年的澳洲語言翻譯科技公司Lingmo在2017年便推出了Translate One2One耳機。其後，該公司推出了Time2Translate智能手錶，取代了Translate One2One。 Time2Translate利用IBM Wat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可以實現包括中文、阿拉伯語、挪威語、英語、法語、德語、韓語、日語、意大利語等27種語言的轉換。 去年科大訊飛亦與咪咕聯合推出人工智能莫斯比耳機，該耳機具有同聲傳譯模式，支持英語、法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俄羅斯語與中文的互譯。 同聲傳譯員不會被取代 那未來，同傳何去何從呢？筆者認為各類型的同傳設備會不斷進步，會涵蓋更多的語言、處理更長段落的話語、準確度亦會提高，可以給人們各方面的生活，如工作、旅遊等帶來更大的便利。不過，另一方面，同聲傳譯員的工作並不會被取代。隨着各國交流、合作的密切或者磋商、談判的需要，同聲傳譯員仍需承擔大部分的傳譯工作，而傳譯員可以利用新興科技，準備和完成同傳工作，從而提高效率。 王紅華博士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