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  2023年3月7日
【恒大譯站】翻譯行為有規限 「零理論」不會發生

接續上期文章，今次繼續跟大家分享翻譯理論。

翻譯是微觀（microcosm）的行為，但不能忽視宏觀（macrocosm）的文化和社會語境。我們所謂「暫時封閉」是在共時（synchronic）的情況下進行，也要兼顧歷時（diachronic）的考慮。翻譯過程中解碼、註碼、再解碼的三個步驟，都可以採取「暫時封閉」的策略，不同步驟之間的意義內容可能時有誤差，但也屬於正常。

尤其是譯文讀者與譯者可以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意識形態（當然讀者與原文作者的差異更多），他們暫時「封閉」的意義可有不同，但讀者作為最終用家（end-user）也是意義的衍生者，自然具有主體性和主導性的能動（agency），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有所減省、增益和改動，往往是預期讀者的反應，對符碼和意義作出若干控制，使意義的衍生並非完全游離和隨意。翻譯的可塑性和實用的固定性應同時掌握，使譯者可以在兩者之間作出適當的調整。

譯者與讀者都是不同程度的主體，他們的關係有賴於主體之間的溝通，更視乎譯者所設的傳遞資訊的條件，例如作品的介紹、詮釋、註解等。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的「作者已死」（Death of the author）的情況之下，詮釋的權利滑落到讀者身上，翻譯者既是讀者也是二度作者，就有雙重的主體性，在這前提下獲賦予充分的自由。

當然，他在不同步驟或會遇上不同的干涉，例如製作、規範、來自不同方面的操控，以及其主體性的內容（即譯者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等等）。肯定的是，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不會是絕對的，他僅得有限度的權利，同時也受到約制。如此，我們從翻譯過程、翻譯者和讀者繞了一圈，又重新返回翻譯研究的範疇。

翻譯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應該是辯證性的，同時又可以互動互補。例如華格納（Emma Wagner）就提出了「在更好的描述的基礎上建立更好的規定，產生更好的指導」。暫時性封閉的策略可以當作解決兩者矛盾的一個方向。所謂暫時性，自然也是不穩定的，所以一位譯者可以對同一原文隨時有不同的詮釋和翻譯，這是我們作為譯者都有過的經驗，這當然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是譯者無所適從（雖然有一段時間的肯定），好處是促使譯者不斷思考其譯文。

讀者按語境詮釋文本

讀者也有他們的自由和能動性，按照他們的特定語境去詮釋文本，也是暫時性的。當然，譯者（作者也一樣）可以加強操控，強化意義的穩定性，並延長穩定的時間，極端的舉措就是「改譯」（adaptation），甚至創譯 （transcreation）。當然，過分的操控可能會帶來反效果，例如一些宣傳文章（propaganda），因為詮釋的權利始終都掌握在讀者手裏。

不少人都懷疑所謂文化理論，例如翻譯研究，對譯者究竟有何幫助，尤其是語言方面，似乎只要多讀多做，好好累積經驗，便可以譯出好的譯文。我曾經問一個二年級的翻譯系學生：「你學了一年多的翻譯，有什麼心得？」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理論是沒有用的。」

我不知道這種言論是否代表了一般翻譯系學生的心聲，但這種看法着實存在，而且十分流行，甚至在老師當中也不能「倖免」。因為缺乏常理式永遠準確的範文，翻譯只可以在有限度的可能內作有限度的重組；在這情況下，譯者作為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其意識、背景、學養和語言水準就是整個翻譯過程的關鍵，這些都是與所謂理論有關。譯者儘管可以說我只顧實踐，不談理論，但在翻譯行為的過程中，亦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論論述。「零理論」的說法只能是可能（probable），在現實中是不會發生（impossible）的。

◆ 方梓勳 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香港恒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