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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恒大譯站】翻譯行為有規限 「零理論」不會發生

    文匯報  2023年3月7日
    【恒大譯站】翻譯行為有規限 「零理論」不會發生

    接續上期文章,今次繼續跟大家分享翻譯理論。

    翻譯是微觀(microcosm)的行為,但不能忽視宏觀(macrocosm)的文化和社會語境。我們所謂「暫時封閉」是在共時(synchronic)的情況下進行,也要兼顧歷時(diachronic)的考慮。翻譯過程中解碼、註碼、再解碼的三個步驟,都可以採取「暫時封閉」的策略,不同步驟之間的意義內容可能時有誤差,但也屬於正常。

    尤其是譯文讀者與譯者可以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意識形態(當然讀者與原文作者的差異更多),他們暫時「封閉」的意義可有不同,但讀者作為最終用家(end-user)也是意義的衍生者,自然具有主體性和主導性的能動(agency),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有所減省、增益和改動,往往是預期讀者的反應,對符碼和意義作出若干控制,使意義的衍生並非完全游離和隨意。翻譯的可塑性和實用的固定性應同時掌握,使譯者可以在兩者之間作出適當的調整。

    譯者與讀者都是不同程度的主體,他們的關係有賴於主體之間的溝通,更視乎譯者所設的傳遞資訊的條件,例如作品的介紹、詮釋、註解等。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的「作者已死」(Death of the author)的情況之下,詮釋的權利滑落到讀者身上,翻譯者既是讀者也是二度作者,就有雙重的主體性,在這前提下獲賦予充分的自由。

    當然,他在不同步驟或會遇上不同的干涉,例如製作、規範、來自不同方面的操控,以及其主體性的內容(即譯者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等等)。肯定的是,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不會是絕對的,他僅得有限度的權利,同時也受到約制。如此,我們從翻譯過程、翻譯者和讀者繞了一圈,又重新返回翻譯研究的範疇。

    翻譯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應該是辯證性的,同時又可以互動互補。例如華格納(Emma Wagner)就提出了「在更好的描述的基礎上建立更好的規定,產生更好的指導」。暫時性封閉的策略可以當作解決兩者矛盾的一個方向。所謂暫時性,自然也是不穩定的,所以一位譯者可以對同一原文隨時有不同的詮釋和翻譯,這是我們作為譯者都有過的經驗,這當然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是譯者無所適從(雖然有一段時間的肯定),好處是促使譯者不斷思考其譯文。

    讀者按語境詮釋文本

    讀者也有他們的自由和能動性,按照他們的特定語境去詮釋文本,也是暫時性的。當然,譯者(作者也一樣)可以加強操控,強化意義的穩定性,並延長穩定的時間,極端的舉措就是「改譯」(adaptation),甚至創譯 (transcreation)。當然,過分的操控可能會帶來反效果,例如一些宣傳文章(propaganda),因為詮釋的權利始終都掌握在讀者手裏。

    不少人都懷疑所謂文化理論,例如翻譯研究,對譯者究竟有何幫助,尤其是語言方面,似乎只要多讀多做,好好累積經驗,便可以譯出好的譯文。我曾經問一個二年級的翻譯系學生:「你學了一年多的翻譯,有什麼心得?」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理論是沒有用的。」

    我不知道這種言論是否代表了一般翻譯系學生的心聲,但這種看法着實存在,而且十分流行,甚至在老師當中也不能「倖免」。因為缺乏常理式永遠準確的範文,翻譯只可以在有限度的可能內作有限度的重組;在這情況下,譯者作為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其意識、背景、學養和語言水準就是整個翻譯過程的關鍵,這些都是與所謂理論有關。譯者儘管可以說我只顧實踐,不談理論,但在翻譯行為的過程中,亦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論論述。「零理論」的說法只能是可能(probable),在現實中是不會發生(impossible)的。

    ◆ 方梓勳 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香港恒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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