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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隙可生花 「迫」出港文化

石隙可生花 「迫」出港文化

文匯報  2021年3月29日

【恒大譯站】石隙可生花 「迫」出港文化

香港是個「迫city」──民政事務局於2006年以此為題,委託學者探討香港的建築和城巿規劃,港人如何在高密度和高速度之下,開拓眾多社區和社群,有如石隙生花。所謂香港文化與身份認同,何等詭譎多變,委實於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迫」出來的。

有怎樣的地方,就有怎樣的思維。香港因務實應急而起的寬容和開放,促成許多向外的交流與合作,催生出混雜的香港文化。薩義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說:「沒有一種文化是單獨和純粹的,全部都有雜種 (hybrid) 的成分。」這種世故的雜種觀或會造成不對稱、不平等的扭曲效果(比如書中所論的東方主義文化Orientalism),卻可以抵消文化的沙文主義、原教旨主義和排他主義,進而強調主體性,自在、自主,鼓勵解放和創新,還可以界定本我與他者的關係。

曾經歷三度本地化

話雖如此,香港文化與身份的建構,絕不是只借只偷,一味地進口,並非總向外,不求內。香港文化經歷三度的本土化:第一度,由1930年代粵語電影風行,遍布東南亞或北美的華僑社群。

第二度在1970年代開始,粵語流行曲偕電視連續劇風靡一時,許冠傑、羅文、甄妮、關正傑和鄭少秋等由英語或國語轉唱粵語歌,黃霑和鄭國江的歌詞彰顯了粵語的音樂感,也豐富了詞彙和表達,更抒發了本地人的情懷;直至1980年代新浪潮電影興起,許鞍華、徐克、嚴浩、方育平和譚家明等年輕海歸導演,師承西方的電影語言和手法,在創作上走進民間,針砭時弊。

時至今日,我們可見香港文化進入第三度本土化,香港電影在小巿場、低成本的困境下帶着鐐銬跳舞,《金雞》、《幻愛》、《狂舞派》和《點五步》等聚焦本地若干地區和社群,放大了因境而生的地貌人情;另一邊廂,所謂高雅文化的芭蕾舞與現代舞,乃至管弦樂和中樂,亦有歌頌本土文化的作品,紙媒和網媒也遍見以粵語入文的文章、詩詞和小說。

重新發掘再演繹

香港文化三度本土化,並不是回到西洋文化、國語文化來港之前,而是重新發掘、解放或演繹一些過去被壓抑和遮蔽的文化,包括開埠之前的廣東嶺南文化。同時,這是混雜化的創造過程,我們一直用進口替代來贏得發展。你的巿場流行什麼東西,你能做,我也試着做做看,學得更好了,賺了資金和巿場,再投資、再發展,再放本土趣味和創意進去,生生不息。最終成品是古今環扣的重寫本 (palimpsest),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翻譯。

翻譯在香港身份的形成,以至建設文化產業,非常重要。輸入與輸出文化,固然需要翻譯,但必須留心翻譯的在地性(situatedness)及語境(context);比如把ravioli譯成「意大利雲吞」,除了速食速記,大概幫不了誰的胃口。透過翻譯,構造雜語(polyglossia)和跨文化能力,強化一個地方的轉化生態(translational ecology)。語言文化愈不可譯,愈需要譯;愈是不可通約的,愈要加倍探究,在面面壓力下別覓蹊徑,在重重夾縫裡開出新的森林。

● 陳嘉恩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副院長兼副教授